1.文学中心话语地位。党报副刊面临危机的第一个原因，在于时代的变化使得文学了中心话语的地位，曾几何时，尤其是和八十年代，文学在社会话语中的主流地位无可置疑，那时的人们爱读文学作品，一些重量级的小说诗歌都会引发重大的社会效应，但是在进入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之后，文学这种辉煌的地位便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商业社会的兴起，随之而来的是消费文化，人们开始远离文学，更爱读一些反映商界或是生活化的消费文字产品，这使得作为文学重要阵地的副刊其中心地位也随之。

引领社会文化更是副刊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，是一种产品，副刊对于社会有一种文化责任，这就需要副刊的编辑者有一种历史担当，站在社会进步的立场上，推广优秀的文学作品，成为社会价值的塑造者。

2.用品牌来引领版面。品牌文化已经深入到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，虽然是一种文化产品，但同时也是一种市场产品，需要借鉴商业文化的优秀，品牌运营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类，不仅需要鲜明的品牌，的分栏目也需要品牌意识，副刊也是如此。

3.缺乏影响力。有影响力的版面来源于有影响力的栏目和作者，以解放前的申报谈为例，可谓是一个栏目风行一时，在当时的下，谈畅谈天下大事，积极引导社会，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，而像鲁迅这样的明星作者，更是成为谈的巨大财富，鲁迅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同时他好战多怒的战士风格也赋予了谈巨大的言谈空间，他和论敌在上的论战扩大了社会影响力，使得申报谈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不折不扣的明星栏目；而反观中国副刊，这种影响力已经不再了，如果做一次问卷调查，恐怕大多数读者难以说出一个有影响力的副刊的名字，副刊已经不再是站在潮流前端的文化产品，对于社会重大事件也难以发声，它刊登的作品也无法成为社会重要议题，基本上便成了编辑和读者的自娱自乐，只在一个小圈子里盛行。

二、副刊影响力下降的原因

3.副刊本身未能与时俱进。危机还因为副刊本身未能与时俱进，党报作为当地党政机关的，离市场化竞争有一段距离，它们对于市场的变化，表现没有都市报那么敏锐，党报从业人员的职业生涯也更为舒适，这使得很多人创新意识和潮流的意识不够强烈，同时由于人才培养体系的原因，年轻人进报一般都是从新闻记者做起，很少有直接进入副刊做编辑的，这使得副刊的从业人员大多是中年人，很少有年轻人，他们的阅读趣味和编辑往往比较落后，离当下的潮流较远，这使得副刊逐渐成为了少数人的自娱自乐，不再有强大的市场影响力。

2.版面。版面栏目的排列组合对于至关重要，优秀的版面，其栏目设置活泼多样，不仅栏目本身适应了新闻规律，迎合了读者的需求，在不同栏目之间也形成一种有序的排列组合，使得版面活泼多样，具有独特的美感，而较差的版面，则在版面内容和语言中呈现出一种，不适应读者需求。

从这个角度看副刊，会发现很多副刊这方面的意识严重不足，比如，“东湖”没有具体的小栏目设置，而只是对不同文体在版面上进行了一个组合，很多副刊虽然有栏目设置，但是一旦设定后很少发生改变，使得版面语言较为陈旧，缺少变化。

一、副刊影响力衰微的表现

在拓展空间上，主要是指与网络的对接联系，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，网络已经成为信息的重要来源，不少都出现了“网事”版，把网络上的新鲜有趣事集纳在上，而副刊也可以借鉴这一形式，在版面上专门开辟与网络对接的版块，将网络文学纳入到的范畴之内，这样不仅可以活泼版面，还可以吸引读者眼球，形成新的阅读亮点。

1.文体陈旧。所谓文体，是指文章的总体风格，文体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，布冯有名言：风格即人格，文体是作者整体人格的直观展现，它也是一个时代氛围的折射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时下网络时代需要的文体风格与过去是不一样的，网络时代兴起之后，受网络即时化和碎片化的影响，传统抒情化的散文诗歌影响力已经衰微，人们爱看的是一些带有戏谑和幽默色彩的新式散文，即使抒情，也会比较，带有更强的特征，比如马伯庸的文体风格，比如当时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这类文章摒弃了传统散文的抒彩，也改变了他们板着脸说话的严肃外观，而是以幽默调侃的方式，对事物进行表达，这在根本上是时代变迁的结果，从物质贫乏的时代过渡到现今物质初步富裕的时代，城市化生活成为大多数读者的日常，城市化的快节奏和物质化色彩了抒情空间，“当今社会确实需要一些轻松娱乐的东西来舒缓人们紧张的情绪”[1]，使得抒情类文体已经远离大多数人的审美意识，同时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和焦躁也需要一个的空间，这就使得幽默与戏虐文体更受欢迎。

3.立足本土文化。中国的市场因为行政分割的原因，形成了各地割裂开来的局面，除了少数大报之后，大量的读者仅为本地读者，这一方面带来了局限性，另一方面也是发挥创造力的舞台，那就是实现信息的本土化，副刊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舞台，实现本土化是它提升吸引力的重要途径，本地的历史人物、风土人情皆可成为副刊的重要内容。

三、副刊重塑影响力的途径

1.拥抱新时代文学。如前所分析，新时代的文学与过去的文学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文体特点，因为党报一直被定义为机关报，所以面对新趋势表现不是很灵活，所刊登的散文诗歌作品呈现出的还是一种旧有面貌，面对新形势，这就要求编辑群体解放思想，与时俱进，多接触年轻人的文章，多从网络上寻找稿源，积极拓展崭新的作者空间。

副刊虽冠之以“副”，但对来说却至关重要，新闻版面提供信息，而副刊提供知识和文化享受，对于一份来说，副刊是彰显文化品位的最佳舞台，同时也是引领社会的战场，从李大钊时代的晨报副刊起，副刊就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，岁月流逝几经变迁，但是时下的网络时代，受网络文化及新读者人群的冲击，时下的党报副刊也面临着一些崭新的难题，本文试图就此进行分析。

首先需要表明的是，本文中的副刊指的是狭义的文学副刊，比如的“大地”、羊城晚报的“花地”、新民晚报的“夜光杯”等，它们区别于包括汽车、房产、健康、教育等各种生活服务类信息专刊的大副刊，文学副刊具有强烈的文学性，刊登的大多是诗歌、小说和散文作品。

以成都日报的《天下成都》为例，它的内容“一类是介绍以成都为中心的‘大成都’厚重的蜀文化底蕴和内涵的文章，另外一类是写成都人现实生活的、充满情感趣味的文艺作品”[2]，由于带有强烈的本地色彩，而且情感味道浓郁，因此广受读者欢迎。

副刊首先需要确立鲜明的品牌定位，比如在时代，晨报副刊就带有浓郁的京派文化特征，表现出、、明澈的风格特征，时下的副刊也需要这样一种品牌定位，明确自己的核心读者群体，有针对性地进行版面策划，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，让读者一听到副刊名字就有一种风格化的联想。

这一时期的副刊，在塑造社会公共文化、引领社会变迁上起到过巨大作用，比如大公报副刊‘文艺’就是当时文学青年心中的圣地，培养了不少作家，成为他们文学生涯的起点，同时，名人成为副刊主编也影响力巨大，这些名人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，他们在文化和报业专业方面都有精深的，他们编辑出来的版面，更具有可读性和文化价值，而名人主编，对于扩大影响也很有利，人们会出于对名人的信任和而更愿意阅读副刊，这是一种无形的营销，同时也成为的品牌。

以湖北日报的“东湖”为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该栏目的文章展现的还是一种比较陈旧的抒情外观，以2016年1月1日的“东湖”为例，它的5篇文章中3篇是抒情散文，还有一篇是诗歌，其中头条文章《南方的“河”》是讲述南方江河的，这篇文章是从“南方多半称江，北方多半称河”这一现象说起，内容含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色彩，作者一半在讲述这样一种历史，另一半在回顾了自己家乡孝感的河，整篇文章具有浓郁的抒情化氛围。而诗歌《开一朵心花迎新年》也是一首抒情诗，它的写作完全看不到诗歌界更流行的现代主义和象征意象的影响，带有一种浓厚的前现代抒情特征。

4.引领社会文化。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一段时期，副刊曾经迎来过辉煌期，“一些‘文化名人’成为副刊的‘掌勺人’，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‘谈’，沈从文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‘文艺’，聂绀弩主编中华日报副刊‘动向’。艾青、端木蕻良、吴祖光、夏衍等都做过副刊编辑。许多副刊编辑还身兼大学教授，像邵力子、白华、孙伏园、徐志摩、戴望舒等，都在大学任教。[3]”

当下的副刊也可以大胆，借鉴这一趋势，启用文化界名人来做副刊的主编，名人必然会带来充分的话题效应和巨大的社会资源，同时副刊也需要再强调在社会文化引领上的标杆作用，培养年轻作者，为他们提供成长的舞台。

2.时代变迁导致读者变化。文学副刊辉煌不再，还因为读者群体的变化，时下作为主流阅读群体的年轻人，是在网络时代长大，而中老年人也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在阅读趣味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，网络时代首先是带来了网络文学，它们更贴近当代生活，文字表现更符合当下人的心理，因此相较于陈旧的文学副刊，这些网络文学更受欢迎，长此以往，读者的阅读趣味也发生了变化和偏移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文学副刊上的文字陈旧而没有生命力，不符合网络时代快餐化阅读的需要，文学副刊逐渐流失了读者。

品牌运营还要求在副刊内部，精心策划组织各个栏目，副刊也需要进行栏目策划，针对读者的不同阅读需求和特征，精心设置各个小栏目，让不同栏目之间形成一种关联和组合，让不同展现出百花齐放的特征，这是副刊成功运作的经验之一。

其他副刊皆可以借鉴这种本土化的模式，挖掘本地的历史故事，介绍本地的风土人情，将浓郁的本地色彩与普遍的人文关怀结合一起，一定能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。